纪录片《乡愁》上海首映暨舒浩仑导演见面会交流纪录稿

受上海影视文化图书馆委托，作为《影视现场》策划人之一卡夫卡·陆主持了见面交流会
参加今天交流活动的嘉宾有马宁（上影策划 ，电影《世界》制片人），2，陆杰（关注上海变迁的摄影家），3，陆元敏（长期纪录上海的摄影家）、4，美国REEL CHINA 当代中国纪录片双年展总策展人，张平杰，5，大中里的老住户代表卫金昌先生，
参加研讨会的来宾还有刘海波博士（上大影视学院），罗西亚博士（曲阳文化馆副馆长），谢海涛（南都周刊），张明春（大连晚报），金珏（上海星期三报社），庄清媚（外滩画报），陈幸炯（名城早报壹周刊），康健（第一财经日报），陈云（申江服务导报），王峰（Timeout Shanghai）,王崇（新闻晨报），Thomas Podvin（法国影评人，That’s shanghai影评编辑）， 胡凌虹（上海采风），上海当代艺术家朱神刚 等等

卡夫卡·陆: 每一座城市都要发展，发展就会有一些我们记忆里的往事随着城市的变迁消失，大中里曾经留下过近代上海第一段移民的历史，而今天它就将完成历史的使命成为我们回忆的往昔。
随着上海的城市发展很多城市建筑都会随变成新的地标，在日新月异的时代，纪录是一种文化责任，我呼吁大家拿起DV机和照相机留下自己生活环境的即时记忆,这些平凡的记存也许在将来某一天成为会成为城市、社会以及后人共同追忆的往事！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参赛片《妮娜的旅行》就是一个个人记忆还原成族群记忆的片子

陆杰：这个是一个很感动人的片子，是城市改造的记录，片子不是很宏大，但是内容丰富。从我的角度来看，摄影的最大功能就是记录。拍这样的纪录片要自己有自己的目标，不能只在意钱，想着怎么拿它卖钱。虽然我认识舒浩仑有点晚，从我看过的片子来说，我很喜欢这个片子。舒浩仑他把自己家的那张“底片”放大了。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在自己生活的空间里去寻找。

舒浩仑：是啊， 艺术创作是在自己身边，而不是跋山涉水嘛！

提问：你片子里的“初恋”那段是搬演的吗？

舒浩仑：是的

提问：那小时候的那些电视节目展现呢？

舒浩仑：是电视台里找的资料

丁盈：一般人用图片来讲故事，而你是用镜头来讲述一个故事，而为什么这些片中的人物的表现回这样自然？

舒浩仑：因为他们是我的亲人，不是演员。而我是完全融入到里面的，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了很多年，关系非常的密切。这样一种密切的关系其实既是一种互相的帮助，也是一种互相监视。有个记者问起我们的邻里关系，我可以举这么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石库门的房子在夏天是很热的，我家在前厢房，我们邻居在后厢房，如果夏天的晚上我们把门关了，后厢房是根本没有办法睡的。所以，我们以前就是把门都打开，让大家晚上可以睡的舒服。我们没有觉得这是什么付出，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是应该的。这些感人的东西，我很难从我目前生活的环境里、以及80年代以后再看到。（注：这种没有个人私秘生活是农耕族群向城市文化进程里的一段，它只属于我们的祖辈，这种情感的共同记忆是社会学家应该研究的话题）。

张平杰：曾经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张同道和我说上海有个舒浩仑有个新片子，我今天看了以后心情很复杂。我在纽约做推广纪录片的事情，上海现在是世界关注的焦点，我是上海人，91年离开上海，7年后回来已经不认识了。舒浩仑将上海记录在自己的作品里，我觉得很有意思，曾经在美国肯德基州有个老镇子要拆，政府就请人培训摄影师去拍下来，作为文献存起来，后来成为了传统。再后来有个人叫SOMI的去云南宣传这个传统。住在上海的人能记录自己身边的变迁是太有意义的事情了。片子很细致，也很深入，每个角落都有“色”、“香”、“味”，外国人很喜欢这样的片子的，因为报纸报道都不是深入的，舒浩仑的片子会给我们的东西是很具有很高价值的。谢谢舒浩仑导演！

提问：我们可以看的出，除了你之外，另外有一个摄影师是以外来人，外来者的身份参与记录片的，这是为什么？

舒浩仑：我觉得在这个片子里，我必须进入画面，而不是保持一个假装的客观而躲在镜头之后，我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我一个人的话比较单调，多一个人的话，可以通过对话，或者我本能的诉说的欲望来带出更加多的信息，以及我们忽略了的东西。

（卡夫卡·陆：纪录片的意义在于没有主观判别的真实纪录，这种人文状态的记录将是一个民族宝贵的记忆）

提问：影片拍摄了3代人，但是为什么对父辈的记录比较少？

舒浩仑：父母现在都不住那里了，我在片子里身为拍摄者，对根源的东西的记录。我也只是知道三十年代的时候奶奶他们来上海，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一住就是70多年之久。奶奶总是说自己死也要死在大中里的房子里，很遗憾，我今天是要把奶奶和虞家阿婆请来的，但是他们骨折在医院，真的很遗憾。我请来了亮亮爸爸，片子里大家都看见了，这就是中国人的安平乐道，他们这代人，普通人的思想就是石库门里很多人的思想。如果每个人都这样那我想我们就是和谐社会了。亮亮爸爸每天跑步、种花，就是很简单的自得其乐，他以前是手电筒厂的，呵呵，当时我们的手电筒都是从他这里拿来的，一样，我妈妈是护士，里弄里很多人打针就是我妈妈的事儿。

马宁：看了这个片子我心里感到有很复杂的情绪。我没有搞过纪录片，但是我教过很多年的书，还做过电影的制片。相比较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以及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来说，我在你的纪录片里看到的更多的是种和谐的东西，我觉得很有趣，奶奶不能离开，也无能离开，住了几十年，但是依然在维护一种和谐。我感觉你并不是真正的进入这个片子，你是个外人，而整个纪录片是篇散文。也就是说舒浩伦的主观能动性很大，支配性很大。另外，在上海地区，在49年之前是个华丽的地方，是个充满租界，意识形态非常复杂的地方。政治的影响在片子中也有体现，但是导演还是尽量让片子不那么锋利，也就是维持一种和谐，偶尔有言语上的锋利，比如某口井曾经有人跳下去自杀，但是真正锋利的东西不多。

舒浩仑：小马哥说得好，这些东西我想表达，最重要的是我要记录即将小时的乡里、家人、族……对大城市的人很缺故乡的感觉，现在的更年轻的一辈就没有了，因为家一直搬，我到读大学才离开大中里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批判，是不是要尖锐，我很纯粹，我只是要拍我要的东西，我特别着急着要把它拍下来，唯恐大中里拆掉了就没得拍了。陆杰让我接着拍，而且拍到大锤砸落的那一刻，我觉得太残忍了。这片子不仅仅是关于拆迁，是每个人对故乡的怀念，而我市通过影像和声音来表现。

刘海波：马宁先生说不够批判，但是我觉得所有的风格都是在一个“愁”字上，所以我觉得并不需要从一个非常宏大的角度来进行批判。我们从前看类似的纪录片，大多是从一个大的角度方面入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部从一个人的私人记忆出发，而且是主观介入的片子，这是一种情绪。很多音乐，场景都能勾起我们的记忆，我也是1972年的，虽然我不是出生在上海。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很好。

提问：我很喜欢这个片子，现在有些拍老房子，可能是感情色彩浓重了点，你蛮可取的是你穿插了老电影等素材，很幽默，我要问的是你有种愁绪，你有点对现代的恐慌吗？

舒浩仑：我对亚洲国家的大发展一直觉得进入了一个误区。我去雅加达参加电影节都不想出宾馆，整个城市都交通堵塞，这已经不是现代化了，我对现在的亚洲国家的所谓的“现代化”很反感，其实现代化太快不是件好事情。我们不要一直往前走，有时要回去看看，不要等故乡没有了再来后悔！

提问：你表达的是乡愁，但是你有没有对观众的期许？你对新天地这种改造有什么期许和意见吗？

舒浩仑：新天地绝对不是好样板，把文化和人都弄空，这个是盆景，这其实和我们对古镇什么的之类的保护的误区一样，西塘这种地方要收门票，镇子里到处卖得一样的东西，感觉和麦当劳这样的店没什么区别呢？把活生生的地方变成了超市里那些大同小异的快速消费品一样，把玩之后就被抛弃，很让人痛心的。

卡夫卡.陆：舒浩伦的情绪很正常，住在老屋里的人其实也是很想出去的，因为条件差，当然也有因为住久了的感情，政府也希望大家可以有好的居住环境，所以这是一个共同的离合的状态。在美国也一样，在发展中必定是要舍弃一些东西的。纪录片更多的是在表现一种人的状态。石库门最早出现的20年代的时候是家庭殷实的人居住的，是那个时候社会上很多在洋行之类工作的人居住的。而后到了40、50年代的时候，开始变成了72家房客的状态。到了现在，石库门里居住的大多数是外来人员。所以说，我们必须往前看，所有的人都是过客，我们要做的只是缅怀。

提问：你会跟踪再拍吗？大中里的对拆迁的看法吗？

舒浩仑：没有想好，也不知道。我不特别愿意再拍，因为我有情感障碍。我受不了“大中里”的门牌倒下来，听说好象买大中里的商人现在融资有问题，我自私地庆幸着，我希望大中里存在。其他人对拆迁的看法，很复杂，当事人看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样，当然这是个严肃而复杂的问题，需要另找时间单聊。

卡夫卡.陆：其实舒浩伦的情绪是一种记忆，但很多私人怀旧和真正住在里面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真实的介入，很多东西是过去了便不再的，石库门是一个代表，是一个记忆的载体。

提问：最近流行怀旧，但是过去不一定都美好，我也不赞成石库门变成新天地。想问问你怎么处理现实和回忆？

舒浩仑：欧洲的城市对建筑保护有很好的办法。，我们对城市改造放远目光，不要急功近利，我不是城市规划专家，所以也说不好。

张平杰：谈纪录片和电影，其实他们的区别很大。纪录片保留的是文献，这样后人可以看历史。所以舒浩伦的个性化的记录家族、记忆等已经够了。不应该在记录片中表现一种指像性，也就是说太锋利不是很好，我们应该留一个公正客观的历史给后世。

提问：你的片子有英文字幕，它会参加比赛的对吗？它会可以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吗？有异族情趣在里面吗？问问亮亮爸爸的感受！

舒浩仑：我没有那么西化，我会送去国际影展，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不喜欢的人他们喜欢旁观式的记录，我觉得没有意思。

亮亮爸爸：我从小看浩仑长大，外婆叫他猪猪，我一直觉得他活络。我看这个片子觉得是真实的、生动的。上海人都是对这个有感情的，片名叫乡愁就切实的。老情怀嘛~看看72家房客，大城市人与人间的感情很柔和。片子嘛总归有缺点的，浩仑要再努力一定可以的很好的。

提问：前面有人说片子没矛盾，其实我觉得片子本身就是最大的矛盾，我是苏州人，苏州也一样在这样变迁着，我觉得新天地保留也对，你不要那么遗老遗少呢？

舒浩仑：我个人对此有不同看法，以后再找时间和你交换意见

观众：片子是有些忧愁，片子很缓慢的节奏，叙事是温情的回忆，是感动是温暖！

舒浩仑：老卡说 “所有的人都是过客，所有的城都是过往，我们能做的只是缅怀或憧憬”。，我用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活动！

最后感谢所有的来宾和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朱屺瞻艺术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对于本次研讨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也谢谢虹口图书馆为研讨会提供场地。

本次活动文字稿记录是舒浩仑导演的两位学生丁盈和陈晓琪完成。

首映会后，部分观众在他们的各自博客上发表的《乡愁》观后感，请见：

 http://angelinepictures.spaces.msn.com/blog/cns!D7A4B6AC4F5EAB!1038.entry  (下文是转贴再转贴，来自于文学博士刘海波先生的博客）

很久以来，我怀疑上海没有本土的大气的艺术家。

很久以来，我遗憾没有人记录这天翻地覆的上海，上海人都忙于参与到这个翻天覆地的过程中，无暇思索。

没想到，这样的艺术家就在我的身边，近到同一个走廊，同一间办公室。

舒浩仑是个率真的人，他的率真在中国语境里显得格格不入。他经常在我们开会时，纠缠于某些别人看来的小事，惹得很多人不高兴。

或许到现在，他还不是一个成功的老师，但是无疑它已经是一个成功的纪录片工作者。他有纪录片工作者所必需的细腻的人文关怀、敏锐的嗅觉，和那一份诗人才有的乡愁。

《乡愁》是一个七十年代出生人，获知童年的家园将逝时，一次充满感伤的缅怀。它的基调是“愁绪”、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奈的告别、是温情的回忆。它不是愤激的、不是批判的、不是哭诉的。

然而由于这种缅怀与上海的城市拆迁形成某种叠画，因此有人误读为批判，而遗憾于其尖锐的不够。

《乡愁》是以城市拆迁为背景的，但它不同于以往的同一题材纪录片，它的视角不是客观的、外在的、隐藏的、批判的、宏大叙事的。舒浩仑出现在镜头里，如此深入地介入了影片的叙事，他个人的记忆、他私人的感伤成为影片的重要线索，也是影片中最动人的篇章。 

我本人同样出生于70年代前期，经历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当下的时代，由于恰恰成长于这个生活范式发生重大转换的时代，我们不可能在新一代的生活经历里找到哪怕我们童年生活的一点点影子，因此我们的记忆变得格外珍贵，如果唤醒我们记忆的街道、房屋、门前的大树、附近的小学、身边的亲戚和邻居一个个离开，我们将彻底变成无根的一代，于是，在他们即将逝去的端口，对记忆的叙述变得弥足珍贵。 

     怀旧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因为所怀念的都是逝去的,逝去的本身就宝贵,而被怀念起来的往往都是美好的记忆,比如青梅竹马的爱情,比如月光露台上偶然的冲动,怀旧的宝贵在于每一个日子里都有一段鲜活的永不再来的生命.这样的乡愁每个人都会有,因此会产生共鸣.

      然而当舒浩仑把这种缅怀引向对现实的反思时,他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种经典叙事.18\19世纪,当欧美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扩张时,浪漫主义的哈代们却产生了莫名的愁绪,他们控诉着可怕的机器对人性的戕害,追悼着田园的将逝.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到来,总会有人为之欢呼,有人为之哀愁,前者是现实主义的实业人,后者则往往是浪漫主义的诗人,所谓诗人就是情绪过剩的人,活在内心的人.历史证明,浪漫主义怀旧者对狂飙突进现实的抨击缺少足够的历史合理性.然而却因此获得了文学的合法性.文学,诗人,总是以一己之体验对抗整个时代.

     回到<乡愁>,城市拆迁并不全然不义,只有非法拆迁才是应该批判的,看不出<乡愁>里大中里拆迁是非法的.所以,舒后来对城市改造的抨击缺少厚重的法律和道德支持,但是却不乏美学支撑.我的意思是.正是这种合情不合理的叙事使我们把导演归为诗人行列,这是诗人的经典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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